亚洲时报在线中文版

十六大一周年系列(三)
淡化意识形态偏重国家利益 (18/11/2003)
李杨撰文

（编者按：作为体制中人，本文作者认为，胡温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更积极，更透明的方针；作者认为，胡比江泽民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在朝鲜问题，和8大工业国关系（G8），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南亚问题，和东盟关系，以至港澳事务，都采取了更务实的政策。）

三、外交：淡化意识形态偏重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基调，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定下的，即为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苏联、东欧剧变後，邓小平又提出“不出头”、“不扛旗”等“十六字方针”。这当然是不谈原则、务求实效的外交实用主义，但也是应付国际动荡时局的上乘之选。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所谓“大国外交”、“强国外交”的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并悄悄演变成主流意识。在许多本来与中国关系不大的问题上，想方设法都要挤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且动辄说“不”，结果往往是前倨後恭，或前恭後倨。最突出的案例是应付前南斯拉夫之变。从克、斯独立，到波黑内战，一误再误，直到科索沃战争，仍因意识形态之缘而与米洛舍维其政权关系暧昧，导致先被俄国玩弄和出卖，後被美国轰炸大使馆。战又不战，和又不和，撤又不撤，无端将中国推进国际政治的旋涡，连带周边邻国也替事态的进展担忧，同时还助长国内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十六大”一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快步向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回归。在最重要的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关系方面，都力求实效，而且已逐步显现出实效。在与邻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更悄悄推出利己利他的双蠃或多蠃思路，并伴随一系列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出现了良好的前景。

“十六大”之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事不关己的看客态度。意识形态的羁绊，使得中朝关系长期在十分奇怪的轨道上运行。但“十六大”之後，中国迅速调整思路，以一种罕见的、然而又是积极、主动、负责任的态度，撮合、叁加并主持了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同时还努力使该会谈继续下去。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天平上，地区安全、和平与稳定的砝码，第一次超出了意识形态。世界为之惊讶和赞许。

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召开的G-8集团首脑年会，事实上已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视G-8集团为资产阶级富豪俱乐部。同时也表明，中国除了继续重视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还将自己的视野拓宽到了其它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将积极、主动地叁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再仅仅只做一位概念化的批评家。

中国在反恐、朝核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充分、积极的合作，从而使自己在地区安全、双边贸易、抑制台独、稳定新疆等多方面受益。对於双方的分歧，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也都是就事论事，没有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或扩大化，更没有借此煽动反美情绪。国内正式出版的报纸已公开论证美国“非敌非友”，而美国总统布什与国务卿鲍威尔近来也多次宣称：“中美关系处於历史最好的时刻”。

中日关系又徘徊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因长期对华日圆贷款所蒙上的温情面纱即将揭去，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何时才能化解，双方领导人大概都在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思路：日本必须虚心地接受和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中国也必须认真地面对和回应日本要求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呼声。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十六大”後广为流传的原《人民日报》记者马利诚所作《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恐怕就不会是空穴来风。

胡锦涛上台後出访的第一个大国就是俄罗斯，但这并不表明胡、温新体制已将中俄关系上升到对外关系的首位。俄制军火我所欲也，俄产石油亦我所欲也，如果俄方误判形势，借此在对华关系中继续上下其手，那麽，俄总理卡西亚若夫最近在北京应该看到此一时非彼一时。

苏联在12年前就已经消亡，中国留苏的几代领导人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双方的政治血缘会越来越淡化。中苏从“同志加兄弟”，到剑拨弩张，再到中俄奇怪的先冷後热，大都是因为意识形态化酵所致。中俄互为相邻大国，应该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既然苏维埃不是一切，军火与石油也不会是一切。

瓦杰帕依的北京之行，不仅使中印关系断线的风筝又回到了手中，而且最近还会有中印联合军事演习。也许，“十六大”之前已有此因，但却是“十六大”之後才有此果。中印关系进展之速，以至於必须恭请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到北京作当面解释。

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和胡锦涛在泰国曼谷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周边及亚太国家的关系。本来，他们只是相继出席东盟“10+3”、“10+1”或“APEC”例会，但他们及时带去了中国新领导人重视、加强和改善周边关系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表明中国不会因推进大国关系而忽视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这些当然也正是周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重新崛起，常常让周边国家的心态变得很复杂，新的“睦邻”、“富邻”政策，有助於消除各方的疑虑，提高相互合作的信心与层次。

台、港、澳事务本来属於内政，但主管外交的领导却又常常兼管台、港、澳事务，如钱其琛、唐家璇等。或许在某些问题上，台、港、澳事务虽为内政，为方便处理日常工作起见，暂且视同外交吧。

台湾领导人为了明年的大选，推出了很多刺激大陆的政治措施，以引发争端，收获悲情。然而，人们在台湾海峡既没有看见导弹掠过，也没有看见军事演习。这种平静，除了体现胡、温新体制的耐心与气度外，还能显示其政治智慧与和平诚意。如今的台湾海峡，已不再是民进党的免费票箱。

香港的“七一”大游行，是对“一国两制”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当游行的人群散尽，大陆不仅没有高喊“抓幕後黑手”、“揪反华乱港的一小撮”，而是接二连三地推出利港、挺港的实际措施。经历过1989年大游行的香港人，不会不感到“十六大”後的新气象吧。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的外交多年来都在寻找所谓的“敌人”与“朋友”，而区分敌友的重要标准就是意识形态。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公开宣称“一边倒”；即便後来中苏翻脸，出於战略考虑而被迫联美抗苏，也未能改变在很多问题上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理念。然而，“十六大”之後，中国的许多报刊在探讨外交时，已不忌讳追求本国的民族利益。在保证民族利益前提下的外交双蠃或多蠃，正逐步得到新体制的认可，并已在近来的外交活动中有了初步的体现。看来，广大的中国人将要慢慢适应既不在国际上主动树敌，又不滥攀朋友、乱喊亲人的外交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