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一周年系列(一)
放弃高调 回归实用 (14/11/2003)
佚名 撰文

编者按：本文由体制内人士撰写，足可反映目前中国体制中人对胡温领导的观感：文中提到胡锦涛把江泽民始创的“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只不过是现实政治与权力惯性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得不记录在案的敷衍与无奈”，并指胡的观点和邓小平及赵紫阳较为接近。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有明确理论、有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即便混乱如“文革”，也有极左的理论大旗在飘扬。有些人士看到改革开放後“一切向钱看”的现象，误以为所谓的“理论”，大概已演变成自欺欺人的把戏。这种观点当然是肤浅和庸俗的。中共虽成於草野，但其生於上海，又长期吃俄式面包，毕竟不同於历史上的李自成、洪秀全。

然而，“十六大”将“三个代表”列入党章，是否意味着“三个代表”将成为中共未来长期的主流理论呢？（编者按：“三个代表”是由江泽民始创的理论，为的是令中国共产党可以代表企业管理层，民营企业家，也可以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其实，“三个代表”2002年入党章，与2004年入宪法一样，只不过是现实政治与权力惯性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得不“记录在案”的敷衍与无奈。

通过一年来的理论实践，特别是通过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决定，人们已隐约感觉到“十三大”的影子又逐渐浮出了水面(编者按：十三大在1987年赵紫阳当总书记时举行；当年，赵紫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中国必须经过市场经济改革的”初级阶段“後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把所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统统导入事先圈定的技术层面，就事论事，回避对核心问题的争论与辩解，低调展开调整，由点到面，摸索前进，积小成为大成。而“十三大”就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所有疑问与责难都以“初级阶段”应之，同时强调“不搞争论”，埋首经济。分析人士稍作比较，都不难区分这是“邓记”还是“江记”的风格。（编者按：因为赵紫阳在6.4时反对镇压，被指“分裂党中央”而下台，所以6.4过後的市场改革被视为邓小平的成就）

“十六大”一年来的主要理论成果大致有如下几点：1。强调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2。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观点；3。“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统筹兼顾观点；4。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各种所有制市场待遇平等的观点；5。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观点。等等。而这一切观点，说穿了，就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新世纪、新体制的新实用主义观点。从这些观点，人们较容易看出与“十三大”的师承，同时也能较清晰地感到在理论上已与高唱入云的“三个代表”渐行渐远。（编者按：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公有制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

当然，“三个代表”对“十六大”後的新体制并无明显的妨碍，相反，那些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甚至带有某些社会民主党色彩的阐述，已蠃得较广泛的赞许。至少至少，“三个代表”要大大好于“四个坚持”，此一观点，几成定论。问题是，“三个代表”的横空出世，几乎让左、中、右派都号不准它的真实脉象。从1991年左味弭漫的“七一”讲话，到君临天下的“三个代表”，一冷一热的巨变，人们感受更深的是差强人意的个人权威与“到什麽山头唱什麽歌”的机会主义。

“十六大”後的胡、温体制还太新、太脆弱，或许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便有一、两杆理论旗号，暂时也不敢公开亮相。因此，肩扛“三个代表”的大旗，逐渐靠拢“十三大”路线，当为较明智的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邓小平最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属正宗“邓记”。邓小平生前曾明确指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这是一记大力“金钟罩”，中共当权派都被罩在 面，无一例外。就算有人早早地看出“十六大”後的理论轨道偏移，胡、温体制也不怕对此说三道四。但“三个代表”的风帆刚刚扯足，不便速速落蓬，所以，实际运作中恭请“三个代表”继续天马行空，上帝的归于上帝；而让实
用主义落地生根，凡俗的归於凡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非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最多只是部份回答了中共党内在认识论上的某些问题，但它藉以摆脱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纠缠，却颇为有效。任何原教旨主义者都可以从道义和经典的高度来对改革者发难，这是他们通用的杀手柬。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经常强调不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为什麽不争论？因为没可能取胜，只好避己之短。而极左派也有一大致命伤，这就是邓小平批评胡乔木的一句名言：“不懂油盐酱醋”。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时法宝是，既不让右派从根本上批评和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让左派藉口“四个坚持”而推翻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打击右派之杰作，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压制左派之经典，则是1992年的“南巡谈话”。

正是基於对“邓记”实用主义的亦步亦趋，“十六大”後的胡、温体制在处理SARS一案时，对人对事都果断干练，勇于面对，但对於医疗体制弊端的检讨与批评，则蜻蜓点水，适可而止；在处理“孙志刚案”时，能够迅速废止恶法，颁行新法。其乾纲独断之魄力，让迟疑、仿徨者无从回击。而对由此引发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要求，则视而不见，束之高阁；在处理“朱正亮自焚案”时，对安徽地方负责拆迁的官员绳以党纪国法，而对因此产生的“上访潮”、“自焚热”，则应之以“不准在天安门自焚”的荒唐禁令。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安徽另一位姓胡的先生在上世纪初的名言，也是邓小平指导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不二真经。而“十六大”一年过去了，人们明显感到世纪秋千又荡回来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抑或是其它方面，正版“邓记”的实用主义又回来了。不唱高调，不举旗帜，不搞争论，不分红白，就事论事，见招拆招，暗中调整，低调处理，淡化矛盾，避免摊牌。等等等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在实用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执政理念与风格，已得到多数人的默认与赞许。当然，这种默认与赞许，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人们对新人、新体制的关爱、善意、宽容与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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