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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 — 越過馬尼拉港在通多區附近有一座具有40年歷史的垃圾山，名曰“煙山”，它是數萬菲律賓窮人賴以維持生計的“靠山”。附近的居民從中挑揀一些仍然有用的物品賣給廢品回收站，以這點微薄的收入維持一日的開支，有時甚至要在垃圾區找尋別人吃剩的食物來填飽肚子。這種場景簡直就是但丁式的人間地獄。 “煙山”周圍住著3萬貧民，儘管附近有一家幼稚園和小學，但80％的兒童不去上學。一些貧民在馬尼拉擺食品攤，一些做搬運工或開三輪車，但是大部分貧民都是靠這座垃圾堆為生。在將馬尼拉一分為二的巴石河上有一座溝通南北交通要道的大橋，橋身被每日川流不息的卡車震得“哢噠哢噠”響，橋下的空氣因各種煙霧和廢氣的污染簡直令人窒息，但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很高興能在這裏工作，因為“苦幹一天可以賺到300比索（合5美元以上）”。在5月的總統大選中，他投了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密友、動作電影明星小費南度·波伊（又稱小波）一票－小波在馬尼拉大獲全勝，但在全國其他地區輸給了現任總統阿羅約。他懷疑這次選舉有舞弊行為，55%的菲律賓人也都這麼認為。他表示無論如何不會離開“煙山”，他指著大馬尼拉說：“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工作”。 大馬尼拉發展署（MMDA）評出了全市最肮髒的10大區，“煙山”還沒有位居榜首，該項“殊榮”屬于帕薩伊城的16區，這裏由于垃圾成堆已被通報批評225次。以腐敗著稱的MMDA沒有致力于解決根本問題，卻把精力用在做表面功夫，在城市的墻壁上到處標上五顏六色的大口號。 輸出勞工 菲律賓本不應該淪落成這樣的。菲律賓人常常用敬畏的眼光看著那些所謂的東北亞新興工業化社會並捫心自問：“為何我們沒有取得類似的成就？”主要原因也許是沒有貫徹實施系列之二提到的土地改革，因為臺灣和南韓的經濟奇跡已經證明，土地改革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二者進行的土地改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使國民收入的分配比較合理，刺激了國內需求並由此使國家經濟向工業化發展。 與此同時，很少菲律賓人注意到一點：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推動國民經濟維持著6－10％的增長勢頭。但在六十年代末，由于迄今為止仍未解決的結構性問題，菲律賓經濟發展嘎然而止，甚至在1994－96年出現了負增長：菲律賓的市場容量一直很狹小，主要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造成的。 在不願進行土地改革和貿易逆差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馬科斯獨裁政府采取了出口勞動力的下策。馬尼拉經濟學家曾以為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但事實說明它已成為菲律賓經濟最重要的生命線。在97經濟危機後，菲律賓勞工彙回祖國的血汗錢使菲律賓比索沒有徹底崩潰。在物價上漲和失業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想再與垃圾為伴，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馬尼拉的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買一張機票飛出國門。勞動力出口專家提格諾向筆者透露，將近10％的菲律賓人目前都是海外勞工。在大馬尼拉，3戶家庭中至少有一戶有家庭成員在海外做苦力。 外債危機 最近，菲律賓大學和一家非政府組織聯合出版了一本新著：《反發展國家：菲律賓長期的政治經濟危機》。該書由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沃爾登·貝洛和其他三位作家共同捉刀，它以令人驚駭的事實全面剖析了菲律賓經濟40年來一直萎靡不振的原因。除了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外，該書還提出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沒有吸引日本資本。這種觀點恐怕在馬拉坎南宮找不到知音。 書中指出，在1985－93年間，日本在亞太地區投資近510億美元。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把握了這一大好時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成就，而菲律賓卻與這次機遇失之交臂。根據日本的統計資料，泰國在1987－91年間吸引了日本、香港和臺灣240億美元的投資。而菲律賓只有微不足道的16億美元。 該書的作者推測：是不是菲律賓的腐敗令日本資本望而卻步呢？不全是，因為南韓當時同樣腐敗，而蘇哈托領導下的印尼政府甚至更腐敗。原因又是菲律賓寒酸的市場規模。書中指出：“日本投資者是從戰略角度考慮投資，也就是說，只有一個市場有發展前景，他們才會去投資……80年代晚期的菲律賓根本沒有吸引力，因為當時的馬科斯政府迫于代表外國債權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壓力，為了償還巨額債務而犧牲了其他一切：發展國家經濟、擴大市場規模和改善貧困狀況以提高購買力。” 因此阿基諾夫人科拉松領導下的菲律賓基本上是在為馬科斯獨裁政府欠下的巨額外債服務，根本無力改善國家的物質、科技和教育基礎設施－這一點至今也沒有得到改善。為了償還過去的外債，菲律賓陷入了更深的貧困。目睹了這種狀況，日本投資家確信菲律賓所擁有的只是一個蕭條的市場。 根據菲律賓民營機構飛鳥基金會最近的報告，可憐的菲律賓納稅人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還清馬科斯欠下的巨債。飛鳥基金會提醒讀者，“在1966年馬科斯擔任總統前，該國外債只有5.99億美元，但20年後他在一片痛罵聲中離開馬拉坎南宮時，國家外債已達280億美元。在1973－1982年間，國家的外債以27％的速度增長。” 菲律賓經濟學家桑圖斯在其著作《帝國罪惡》中估計，馬科斯、費迪南和伊梅爾達“在20年裏至少搜刮了100億美元”。至于美國商界和政界的贊助人，他們當然不是清白的旁觀者，“他們早在大部分菲律賓人之前就對此心知肚明。然而，美國的投資家和歷屆（尼克松、卡特和雷根）政府在馬科斯被罷免和流亡國外前一直給予他鼎力支援。” 菲律賓經濟這個爛攤子從馬科斯經科拉松、拉莫斯和埃斯特拉達之手于2001年初傳到了阿羅約手中。但許多馬尼拉商人表示，阿羅約根本沒有拿出任何發展戰略。她的前任埃斯特拉達也只是混日子。《反發展國家》的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阿羅約的唯一戰略就是在911事件後一頭扎入布希的懷抱，把菲律賓這輛吉普車挂在美國這架B-52轟炸機上。“阿羅約最關心的是尋求美國的經濟援助和巨額投資，為此她不惜拋棄自1992年收回美軍基地以來一直實行的獨立外交政策”。2001年10月，阿羅約對華盛頓進行了國事訪問，並獲得了布希總統42億美元的貸款和投資承諾。 問題是這筆資金大部分是永遠不會兌現的空頭支票，就如布希對阿富汗做出的承諾一樣。何況華盛頓現在還深陷伊拉克泥潭。因此在2002年和2003年，菲律賓財政危機空前緊張，馬拉坎南宮現在還在慌亂地采取財政緊縮措施以渡過難關。 菲律賓與南韓的區別 《反發展國家》最值得拜讀之處在于它有力戳穿了在菲律賓及所有發展中國家流傳的一個神話：一個國家貧窮是因為該國領導人腐敗。該書作者談到菲律賓問題時簡直是一針見血：“確切的說是因為該國的統治精英為了自己狹隘的私利犧牲了國家的持續發展和社會正義。” 在埃斯特拉達及其親信掌權期間，菲律賓國內貪污腐敗現象猖獗，裙帶關係盛行，政府官員或欺上瞞下、巧取豪奪，或以權謀私，濫用公共資源以牟取私利，致使國家經濟陷入更深困境，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跌入低谷。 最近，馬尼拉成立了一個由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天主教教會為首的聯合反腐機構。前總統科拉松在進行政策演講時義正辭嚴地指出，每個公民都應交納所得稅，同時行使自己的道義權利“要求政府透明執政，勇于承擔責任，嚴懲逃稅者、走私犯和其他有損公共利益者”。雖然有這番豪言壯語，成效如何還有待見證。 體現在裙帶資本主義中的貪污腐敗也被美國前財長魯賓和薩默斯視為導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主因，並暗示這是所有亞洲政府的過錯。但筆者不免要問：“如果腐敗是導致菲律賓貧困的主因，為何那麼多富裕國家同樣腐敗？” 最鮮明的對比要算菲律賓和南韓。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大衛·康在其著作《裙帶資本主義：南韓和菲律賓的腐敗和發展》中提出了問題：“如果南韓和菲律賓都腐敗成風，為何前者經濟飛速發展而後者卻停滯不前？” 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兩國的起步是在同一水平；在50年代中期，普通菲律賓人的收入甚至稍高于南韓人；50年後，南韓人的收入增長了超過10倍，而菲律賓人的收入僅僅翻了一番。但南韓社會更平等：20％的富人的收入只相當于20％的窮人的5倍，而菲律賓卻高達13倍；南韓只有7％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菲律賓高達40％。 美國也是一個腐敗國家。《後坐力》的作者查默斯·約翰遜稱其為“當今世界最合法的腐敗政治體制”。跟安然公司為布希競選大吐血、哈利伯頓和Bechtel靠與政府的關係在伊拉克大發戰爭財相比，埃斯特拉達與他的親信陳永栽之間的那點勾當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菲律賓當顧問時經常諷刺布希和馬科斯任人唯親。另一名經濟學家薩克斯也認為：“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簡直舉世無雙：首先是一系列企業腐化醜聞，現在又是伊拉克承包工程醜聞。” 然而《反發展國家》的作者們強調，菲律賓“一直掌握在一個為了支配其他派系而獨攬大權的政系手中。因此與南韓（或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相比，菲律賓最大的問題不是其腐敗的程度，而是各執政精英之間以及這些精英與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 在南韓，執政精英之間基本保持了權力平衡，並且受到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約束；而在菲律賓，權力鬥爭一直是公開的戰爭，國家是最重要的戰利品。因此，正如康所指出的，腐敗“一直像一個鐘擺兩邊搖動。當某一個政治派系掌權，它就忙不疊地塞滿自己的口袋，因為它知道下次掌權的可能就不是自己了。如此循環往復”。如此說來，關鍵的問題是“各個層次的官員都以犧牲國家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使政府成了不能推動經濟發展的無能工具”。 當然，從菲律賓的歷史中我們也能找到許多原因。統治菲律賓長達330年的西班牙殖民統治者從來不曾費心去建立有效的國家管理機器。在統治菲律賓的50年裏，美國殖民者關心的只是建立寡頭統治集團而不是國家機器。現在，菲律賓還是一個災區，而一些泰國官員卻躊躇滿志，相信泰國到2010年將發展成發達國家：這些官員認為，如果投資者想要實現投資多樣化，把對中國和印度的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那麼泰國將是他們的首選，因為它“比新加坡勞動力廉價卻比馬來西亞的市場更大”。 《反發展國家》的結論對菲律賓人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菲律賓停滯不前和大部分人貧困潦倒是因為各政治派系的貪婪私欲扼殺了國家經濟，使國家疲軟得甚至無法制定發展戰略，更談不上管理國家”。在北方國家持續並且往往成功地支配南方國家的大背景下，這進一步扼殺了菲律賓按照民主和發展規則行事的潛力，從而使其行動能力更加受到限制。筆者認為“煙山”的窮人有權利知道這一點，8400萬菲律賓民眾就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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